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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中国人笑不出来的是印度“阿三”之称背后是

2021-02-11 03:31   编辑:admin   来源:未知

  在国内网络上,只要看到“三哥”或“阿三”的字样,网友们大都会会心一笑,因为它们是中国人熟知的对印度或印度人的代称。这个称呼自然带有一定贬义,但倒是挺符合这个国家部分民众又蠢又萌还爱占便宜的性格,用的时间久了,看见这两个词,甚至马上会联想到浓浓的咖喱味。

  “三哥”是“阿三”的引申,但将印度人称为“阿三”并不是网络时代之后才有的,这一名称至少有120年左右的历史了。实际上,它起源于“红头阿三”这个带有殖义色彩的历史名词,本来是近代中国人对上海公共租界的印度巡捕的蔑称。就它的来历而言,作为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光荣可言,反倒是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屈辱象征之一。

  印度巡捕是英国维系其在华租界殖民统治秩序的工具之一,是殖义霸权的展示与象征。上海引入印度巡捕始自19世纪末。此前租界当局虽成立巡捕房,但巡捕只有欧洲人和华人充当。1883年,义记洋行经理何利德率先提出招聘印度人担任巡捕、管理交通,但这一建议没有获得工部局董事会通过。中法战争爆发后,为防止租界出现混乱,1884年8月,工部局决定临时从香港招聘6名印度人,在静安寺附近巡逻,为期3个月,后陆续增加到16名。由于试用期间各方均比较满意,董事会决定继续聘用,并于次年将其改为常备制,执勤范围也从静安寺一带扩大到整个租界,担任交通管理、巡逻、守卫监狱及工部局等重要公私机构等任务。自此租界巡捕房除西捕、华捕外,又增加了印捕。随后,上海的一些洋行、银行、旅馆、工厂也开始雇佣印度司阍(即门卫)。

  印捕基本上是来自印度西北旁遮普地区的锡克族人,英国人认为与其他地区和民族的人相比,前者更加英武善战。锡克人巡捕普遍身材高大,满面胡须,外貌与西方人和华人差别很大,特别是头缠红布包头,识别度很高。当然在实际中,印捕也不全是红色头巾,一般交通警、巡警使用红布或红色条纹布包头,监狱看守使用。司阍也会身着,但头巾有多种颜色。

  1888年国人刊行的一本《游沪笔记》中,提到印度巡捕“面黑如漆,头缠红巾,华人呼为红头苍蝇”,已与“红头阿三”的叫法有几分相近。1909年《申报》刊载的一部名为《夜花园》的小说中,首次正式出现了“红头阿三”的称呼。能够写入小说并见诸报端,想必这一词汇在市民口头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。

  这个称呼的出现,与印捕数量逐年持续增长有关。1902年,整个上海的印度籍巡捕和司阍刚过百人。到1906年,仅印捕就达到201名。此后短短4年内,再次猛增至468人,翻了一番。其中,1907年工部局首次专门招聘来华印捕,起初甚至想招录1000人,因经费不足首批只招募了250人。至此,印捕已成为英国殖民者守卫和管理租界的重要力量之一。由于人数增多,当年印捕甚至申请在其聚居的宝兴路附近建锡克教谒师所(当时华人称为“红头阿三”总会),其2层楼房至今仍保存完好。公共租界还专门成立了印捕巡骑队,经常在重大活动或公开场合作为仪仗队使用。到后来,甚至上海阔人雇佣印度人作为仪仗或保镖也一度成为风气,借以体现权力与地位。头缠红布的印捕形象成为当时上海的一道特殊城市景观,变成了公共租界的一个符号象征。甚至马路旁边漆成红色的消防栓,也被老百姓戏称为“红头阿三”。

  由于印捕和印度司阍人数较多,又经常抛头露面,市民时常有所接触。而遭到印捕粗暴对待、发生冲突的情况更加常见,早期的印捕多半只会简单英语,与华人也语言不通,执法方式更是野蛮粗暴,动辄手执大棒,驱赶和殴打华人,让民众倍感屈辱。特别是少数印捕知法犯法,甚至在执勤时公开抢夺路人财物,更是引起上海市民对印捕和印度人群体的反感。1884年上海《点石斋画报》干脆将此类行为上升到对整个印度种族的批评:“其民长而黑,蛮野成性,不知礼仪廉耻为何物……然吾于此益见印人之不仁矣。”1913年上海《滑稽杂志》刊登有打油诗一首:“面目模糊同黑炭,须髯倒卷裹红头,蠢如牛马供驱策,立在人前不识羞”。在当时中国社会对印捕和印度人群体持有强烈负面印象的情况下,“红头阿三”这样的蔑称就开始在百姓中流传起来。

  关于“红头阿三”的具体来源,有很多种说法。一是外貌说,即印捕头缠红布,面色黧黑,华人称之为“红头黑炭”,时间长了讹传为“红头阿三”。不过这一说法并不准确,因为上海话中,“黑炭”与“阿三”发音差别很大,误读可能性极小。二是地位说。因为印捕进入租界巡捕房的时间晚于西捕、华捕,在上海人心目中其地位要低于后两者,故被叫做“阿三”,但实际上西方管理层认为印度人更加驯服,印捕的地位事实上要高于华捕,不仅薪资通常是华捕的一倍,晋升也比华捕更快,因此这一说法也站不住脚。三是英文谐音说。即“阿三”是“阿sir”的音译,因为最早的印捕来自于香港,后期招聘的印度人在来华之前,也要在香港受训,香港人通常将称为“阿sir”,印捕将这一称呼带入上海,在本地人的语言中逐渐变为“阿三”。另有一种说法与此略有区别,即印捕除少数人外所受教育程度不高,说的都是半吊子英语,在向西捕报告时,常有“I say”之类的表述,华人见其张口闭口都是“I say”,也就用这两个词来代称印捕,时间长了就变成“阿三”。

  综合来看,从英语谐音转化而来的说法相对可能性更大。此外,在上海方言中,词尾带有“三”字往往是鄙称或带有明显贬义,如“瘪三”指从事贱业的游民或流氓小混混,“垃三”指生活放荡的女性或暗娼,“老举三”指女性例假等不方便说出口的东西,“肮三”有肮脏、做人没品、事情尴尬难办等多重意思,“寡三”是说长得难看或者事情败露。把印捕称为“阿三”,也很大程度上有鄙视和嘲弄的意思。换个角度说,“红头阿三”的称呼,也体现了海派市民文化的独特内涵。

  在不同时期,“红头阿三”的称呼还会被加上属性。1925年5月30日,上海爆发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“五卅惨案”,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头目英国人爱伏生命令手下的印捕,向要求释放参加反日被捕学生的群众开枪,打死13人,伤数十人。这一事件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反帝浪潮。“红头阿三”也因此被赋予了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“帮凶”新的含义,成为殖民者欺压中国人民的代表。不过,抗日战争爆发后,印捕由于来自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,被中国人看作是“奴”,又常常被作为抗日宣传的反面典型,其本身作为被压迫者,又到中国来压迫华人的两面性也受到关注,在华印度人以及整个印度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有所好转。

 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日军接管公共租界,大批印捕、看守、司阍因而失业,一些人离沪回国,也有部分人留下以经营乳业等为生。抗战胜利后,英、美等国向同为战胜国的中国归还租界,印捕再无用武之地,但一度保留少量从事交通指挥和街头执勤。到1949年上海解放时,整个系统中已经没有印度人,全上海也只有200名左右印度侨民,而且这些侨民经1950、1960年代两轮集中劝返,大都前往香港等地。自此,“红头阿三”在中国的土地上真正成为了历史名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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